我当时对茉莉小姐非常敬佩，她一个人居然能学那么多东西。要两项都能做，她既要掌握病理学的内容，也要能够胜任法医的工作。
茉莉小姐还很谦虚，说，得益于现在医疗设备的进步，只要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，磁共振成像等等设备，就可以看清绝大多数的情况。上世纪尸检率高达55%以上，现在英国的尸检率还不到0.7%。
我从小对这些东西耳濡目染，怎么可能不知道这里面没有那么轻巧的事情。
尸检是件复杂的事。
正如人出生时医院会开具一单出生证明一样，人死后也会有一张死亡证明。只有出具这么一张死亡证明，人才能够被安葬，律师才能进一步分配安置死者的资产。而开一张死亡证明，首先就是要经过一轮尸检。
我记得来英国之前，还遇到过这么一件事。
那会我只是去看一眼而已，毕竟我也不知道留学海外后什么时候会再回来。我当时也想着，可能再也不回来了。抱着留个念想的目的，我专门花时间在老家和学校那里转了一圈。然后，我在那里遇到了以前的街坊邻居。
这里解释一下，从小到大，我大概搬了有七八个住处。
我很小的时候是在我爷爷的小土屋里面住着的。
爷爷过世的时候，我3岁，又跟着父母去住他们单位分的公寓里面，假期的时候会去我外公外婆家。我在小学的时候，就换了有4个学校。主要是我爸开始打算辞职从商后，我们家就是以租房为主，房子大部分时候都摆着商品。哪个学校离我家近，我就去哪个
学校读。因为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走，从来没有交过朋友，也没有人主动接触插班生。我还记得小学毕业的时候，刚好又遇到搬家，毕业证是老师邮寄给我的。之后，我再也没有正常领过一次毕业证。
我8岁开始接触围棋，10岁参加定段赛（选手必须有业余5段以上的资格），11岁时为了确保我会去国家棋院生活，老师安排我转入省会棋院寄读。12岁的时候，我转入首都棋院。
这里提到的街坊，是我3岁那段时期住屋附近的邻居，不方便说那个村叫什么，也不是什么简单的叫何家村。总之在那里的人都姓何。
我过年节和祭祖的时候，经常会碰到其他姓何的人。我跟他们不熟，但我知道他们跟我是同宗祠的人。
这里就是要讲那个同宗祠的人家里面的一个小孩。
虽然被称为“小孩”，但实际上，他比我还要年长。光是看他的身高，就足以揭示这一点。此外，他患有智力障碍。外人只要看一眼他的面部表情和外貌，就很容易感觉到这种异样。
也许是老人家在聊天的愉快氛围中，我们的话题无意间转向了那个小孩身上。
老人家突然提到，两个月前，那位“小孩”在楼梯上不幸摔倒，尽管当时经过努力的急救，但最终不幸过世。整个社区为此感到沉痛。
可是，当小孩的家人需要办理死亡证明以安排后事时，情况变得异常复杂。由于死因涉及非自然状况，警察局要求进行尸检。然而，送去尸检后，警察局的回应却迟迟未能给予死亡证明。
老邻居在略带忧虑的口吻中告诉我：“警察局一直拖着，没有提供死亡证明，可怜的小孩到现在还没有下葬。现在孩子家的父母到处托关系想要处理这件事，还委托到我身上来了。可我又不在警察局任职，老骨头能做什么呢？”
首先，死亡证明其实不需要花那么久的时间，这已经超出了刻意积压的问题。再来，老人家以前也是警察，颇有影响力，那片区的警察有很多是他的学生后辈。他有话语权，但是他言语间完全不愿意帮这个忙。
这几句话里面字字没提「死得蹊跷」，字字在说这件事不对劲。
后来，那位小孩的家人也不知道怎么联系上了我。（我勉强算是在乡里面也有点影响力的人，毕竟也是国家级围棋棋手）。他提及了关于他们遭遇的困境，希望我能够提供帮助。
我才知道，老人家怕我年少不懂事，经不起人情请求，会随便答应了这件事。于是，他事先提点了我一下。
这个故事也没有结尾，我也不知道之后怎么样了。
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话说远了。
总之，我是想说茉莉小姐很优秀，也很厉害。
我到化验室的时候，夏洛克径直把我的小熊软糖带走了。我甚至还来不及阻止他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句话也不解释地从我视线离开。
本来我也想追上去，可是茉莉小姐笑盈盈地看着我，我又怕我被认为
太小孩子气，太小家子气，只能故作淡定地站在原地和茉莉小姐攀谈。
要是弄坏了，我又不是没有钱买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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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里是这么安慰自己的，可是我的心头就是难以排遣那种难受。